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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磊:在深圳追寻自己的设计梦想
DATE: 2019-12-02

  大学毕业后,我不顾父母反对只身来到深圳,进入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手表外观件制造公司,成为一名钟表设计师。飞亚达诞生于深圳,在这片热土上,飞亚达不断创新,成为“航天表”,书写国内表业的诸多纪录。深圳给予了飞亚达展翅高飞的养分,飞亚达则给我施展才能的一片天空,我对飞亚达和深圳充满了感恩之情。从1992年来到深圳,到如今已有二十七载,但我感觉我的事业才启程不久,未来我将继续深耕,为手表界带来更多创新的作品。

  1969年出生于辽宁沈阳,1992年毕业于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现任深圳市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设计师,拥有30多个国家手表设计专利。中国航天表的设计者,其设计的神舟七号航天表荣获德国红点设计大奖,是我国最早获得德国红点设计大奖的钟表设计师。2005年获“中国设计业十大杰出青年”称号,2019年,因对钟表制造业做出的突出贡献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

  如今回想,大抵是父亲的理性和母亲的感性相互交织,铺垫了我的工业设计之路。

  我是在沈阳长大的,父亲是中国最早一批从事飞机发动机制造的专家,在沈阳黎明发动机公司工作。我们居住之地是其附属地区。或许因为如此,我对机械工程一直挺感兴趣。

  我的母亲则极具艺术细胞。在母亲的熏陶下,我对美和艺术有很好的直觉,但如果让我走美术之路,我缺少了些动力,如父亲一般只做工程,又感觉有些枯燥。直到1988年,我考上了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发现有一门时髦的专业——工业设计,学习这门专业既需要形象思维,也需要逻辑思维,这不刚好适合我吗?尽管当时这个专业比较小众,我还是义无反顾选了这门专业。

  大学毕业后,我收到3份录取通知书,分别来自北京、深圳、珠海。当时父母亲建议我去北京,因为离沈阳近,且可以落户。但思前想后,我选择来到深圳,这座充满着活力的城市。

  1992年,我来到深圳,放眼望去,蓝天白云。深圳的夏天是炎热的,没有植被的土壤冒着火,路上熙熙攘攘,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处在深圳的每一天,我都能接触到不同的文化,聆听不同的声音,人生体验密度在不断增加。

  我进的第一间公司是飞亚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的外观件制造企业,成为驻场设计师。当时公司技术和设计尚未分家,没有专门的设计部,只有一个统一产品研发部,我主要负责手表的外观设计。那时企业规模很小,办公室只有两张办公桌、两台从瑞士进口的设备用来做手表零件。工作人员和仪器设备都在同个办公间,我没有自己的办公桌,只能蹭别人桌子坐在侧面。那时没有严格的评审体系,做设计主要凭个人喜好和感受,设计与市场之间存在较大的间隙,设计方向有些盲目。

  直到2000年,集团总部成立研发部,设计、技术之间的分工才更加明确,与市场部的距离更近了些,产品的需求逐渐明确,设计的方向逐步清晰。一个设计师应该怀着一颗诚恳的心来聆听市场的需求,来设计他的产品才对。除此之外,开放的政策环境让出国更加便利,我们多了很多向外国同行学习的机会,比如到瑞士巴塞尔看展,系统地学习品牌管理知识,拥有了更开阔的视野。

  2001年,中国航天计划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航天员需要佩戴航天手表。中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考察了国内市场的几十种中国产和进口手表,经过破坏性试验之后选中了飞亚达手表。那一年,两位身着便服的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敲开了飞亚达办公室的大门,希望飞亚达为航天员研制生活及工作用表。航天表的研制是整个中国手表业的历史性机遇,我们一定要紧紧抓住,绝不能丢失。

  接受任务之后,我们跑到瑞士欧米茄手表博物馆走了一趟,亲眼观看了上个世纪60年代研制的欧米茄航天表。这是一款从外观上与普通手表没有多大差别的老款表,也没有太多关于其特殊功能结构的技术说明,我们没有得到多少启发。别人的无可借鉴,那就自己来。

  作为载人航天工程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航天表除了计时功能外,还要用于宇航服增压时间检测、进行宇航服的气密性检测等功用。在技术指标上,航天表还必须要承受住各种考验:如耐冲击、耐辐射、耐超常加速度、耐振动、耐富氧环境、耐负压等等,所以对手表的制造工艺和可靠性要求是相当苛刻的。比如说我们国家防磁表的标准是4800安培米,而我们要做到48000安培米,是国标的十倍。

  那时候,飞亚达专门配备了一支10多人的工程设计队伍,专门负责航天表的内部结构设计。仅表盘、表针的时间显示方式,我们就设计出了20多种方案。每一种都在指针、色彩、刻度、形状等时间显示上做足了功课。

  通过三年多的研发,2003年,我们在航天表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完成了中国第一款航天员工作用表的设计。2003年10月16日,该表伴随着中国首位宇航员杨利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首次载人航天任务,使中国成为第二个制造航天手表的国家,也使飞亚达成为全球继欧米茄、FORTIS之后的第三个制造航天表的手表品牌,在中国钟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2005年,我们完成了“神六”航天员航天飞行中使用的航天服表和航天工作用表的设计。到了神舟七号,我们遇到了更大的挑战。

  神州七号的航天员需要完成太空行走,相比于“神五”“神六”就要考虑到更多的因素。“神七”表是在外太空环境下工作的,需要温度在-80℃到80℃之间都能正常运转。而如何抗电磁干扰和太空零压力影响,清晰地显示时间界面,如何让航天员在舱外,戴着航天手套时操作手表,这些不仅是对技术的要求,也是对设计的要求。对我们制表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航天员去到太空后,由于要绕地球很多圈,黑夜白天的变幻迅速,对于时间的判断更加难以把握。因此,我们得设计出一款能让航天员分辨出北京时间是上午还是下午的表。后来,我们给航天员加了一个类似日历窗的小框,里面会显示AM和PM,通过这种方式让航天员迅速知道准确的时间。

  航天表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能便是计时。宇航服生命维持系统最长有八个小时,所以当航天员在舱外活动时,航天表在第七个小时就要提醒了。类似这些小细节,我们都经过非常仔细的研究和设计,最终做出的表不仅成功跟随航天员飞上太空,也获得了国内外多项设计奖项。

  十几年前,钟表行业抄袭严重,我更多致力于飞亚达的创新及原创设计,让飞亚达钟表在国际市场熠熠生辉。

  2003年,中国空军首次大规模为飞行员配备专用手表,有关部门十分重视,召集了国内外多个厂家和设计类院校参与投标,也包括飞亚达。当时集团总经理助理负责竞标,我主攻设计,前几轮送去我们已有的一些产品参与竞标,消息还算乐观。可到最后一轮,助理那边传出消息说,我们可能被淘汰,因为其他参赛者都提供最新的设计,我们提供的款式比较旧。这消息来得突然,也让我有些沮丧。

  但我不想认输,我得重新设计一个表,让飞亚达入选。所以我跟领导申请去北京投标会,和有关部门直接沟通,明确对方的设计需求。

  开完会后,在从北京回深圳的飞机上,我灵感涌现,运用飞机的造型元素,用3个小时画下一个草图,回公司继续细化。这个表跟传统的飞行表不太一样,但又具备很多飞行的概念,表的形状左右不对称,像三角翼的战斗机。当时由于时间紧迫,我们只做出了一个非常粗糙的样品,样品比手腕大得多,可以说不太符合人体工学,但有关部门看到样品眼前一亮,要我们改进,快速成表。

  于是飞亚达团队过节加班加点地继续工作,这只新设计出来的表终于在投票中获得最多的选票。最终的飞行员表又在我的原设计上进行了一点改进,字盘上加入了五角星图案,鉴于我在飞行员表设计中做出的重要贡献,有关部门还为我颁发了荣誉证书。

  上世纪90年代,许多国产手表品牌兴起,但还仅停留在复制模仿的阶段。飞亚达一直很注重原创设计,那时,我们研发部经常去华强北的钟表配套市场转一转,那里的人都认识我们了。有时候,那些商铺老板甚至直接过来和我们说:“你们快点出新款吧,我们都不知道做什么表了。”他们理直气壮的模样仿佛我们是他们公司的设计师一样。

  当时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还没有得到重视,特别是外观设计这一块的官司更是难打。而很多国产品牌经常是“拿来主义”,直接模仿。我经常在想怎么样才能让这个行业更重视原创设计,而不是停留在模仿阶段不前进。

  于是在2005年,我们公司策划了第一届飞亚达杯手表设计大赛,目的之一就是在手表行业倡导原创设计,当然我们也在比赛里选拔人才,为年轻人提供脱颖而出的机会,聆听年轻人的想法。我们总共做了三届,后来由于时间和精力有限,暂停了这个比赛。但我始终觉得这个比赛对于手表行业的原创设计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实,对于手表行业来说,制表技术基本上相对固化,这给创新与创意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寻找突破口成为表行的一道难题。在许多外国人眼里,中国人在钟表设计这块缺少创新,直到2018年3月,我们带着最新设计的“亚瑟王”腕表去巴塞尔国际钟表珠宝展参展,当时这一最新设计震撼了外国同行,组委会很激动,许多外媒过来采访我们。展览期间这款表还放上了展览官网首页,这一切都在宣告着:中国人也能做出那么出色的原创作品。

  在所有设计中,我目前最满意的表是君王剑系列的“轩辕剑”腕表。它取材于中国传统文化,以中国十大名剑之首——黄帝轩辕剑为名,剑是“百兵之君”,与无数传奇、英雄的故事联系在一起,代表着一种英雄主义的情怀。

  表盘最中间象征“君王神剑”的分针每走完一圈是60分钟,分针走到整点位,对应的象征“将士剑”的时针就会瞬间弹射出来,走到了12点时,12条时针全部弹射到外围,当走到1点时,11条时针又会全数瞬间向中心收拢,仅留下1点位的时针。弹射到外端的时针数量代表当前时点,分钟的读取方式则与传统手表无异。

  在2012年,我就初步提出了以放射形排布的十二指针弹射读时的构想,弹射读时是积能量于一瞬间迸发,就像我们每个人,虽然过着看似平淡无奇的日子,但平淡的每一天实际上都是在为某一瞬间的高光时刻储能,有一种厚积而薄发的感觉,以剑为载体做弹射运动,恰好能显现这样的感觉。

  这是全球首创的读时方式,是第一次由中国人定义了一种与瑞士传统手表完全不同的时间表达,给机芯和表盘的制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机芯和表盘制作工艺极其复杂,至今国内没有厂家具备研制和生产能力,也挑战了瑞士最高端的制表工艺,给我配套的一间瑞士的厂家,它曾为诸多瑞士名表生产表盘,但面对我们这款弹射读时的表盘,任我一次一次出高价,对方仍表示无法投产。后来我就只能整合机芯厂和表盘厂,经多轮反复试制,才完成了这款表盘的制作,“沐杨时计”品牌机芯(Jumping H hands)的研制,耗时五年,最终在飞亚达集团瑞士团队的协助下,将产品由概念转向实物。可以说,这只腕表从机芯的复杂程度、做工到材料都是对标瑞士最顶级奢侈品,与之没有丝毫差距。

  飞亚达诞生于深圳这片热土,深圳给予了飞亚达展翅高飞的养分,飞亚达则给了我施展才能的一片天空,我对飞亚达和深圳充满了感恩之情。

  每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气质,有的城市休闲且安稳,有的城市节奏很快,而深圳给我的感觉则是活力四射,包容且开放。我是一个很喜欢折腾的人,折腾在我的词典里是个褒义词,它意味着有理想,并且有激情、有冲劲去实现理想,在这一点上,我和深圳特别合拍。从1992年来到深圳,到如今已有二十七载,但我感觉我的事业才启程不久,未来我将继续深耕,为手表界带来更多创新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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